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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宽:理论价值在于前瞻

2019-09-20 09:15 点击量:

  从事银行工作50多年,从事金融研究20多年——从1947年走进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的17岁的小青年,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赵海宽几乎将人生的全部都献给了新中国的银行事业。


  赵海宽曾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新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和金融研究领域,赵海宽建树颇丰。2014年3月,赵海宽在位于北京康乐里小区的家中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回顾、梳理自己的从业生涯和理论研究成果,赵海宽从一个个体成长的侧面,见证了新中国金融业发展改革的全部历程。


  陕北岁月


  “我第一次到革命队伍里面就是参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现在回忆起来每一场活动,我的印象深极了。”


  赵海宽1930年9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1947年7月,他从米脂中学毕业进入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三查活动"。”


  “三查活动”就是“查思想、查工作、查阶级”。当时,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攻延安,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构都撤到了山西临县。“我们是刚到总行的一帮学生娃娃,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但我们可以参加、旁听干部们的检查。我的印象深极了!我第一次到革命队伍里面参加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现在回忆起来每一场活动我都印象很深。”赵海宽说。


  赵海宽向记者讲述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行长的一次批评会。“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行长黄亚光当时是很有威望的,是一位长征老干部、日本留学生。我一来总行,好多老同志都给我介绍他。他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陕甘宁边区好多票证上的字都是他写的。当时在临县高家圪台的一个院子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坐在院里的地上,总行人事处长主持会议,会议主要是对黄亚光行长进行批评。首先是黄亚光行长的自我批评,然后大家再批评。我的印象里,批评得很认真、很激烈,有些人的发言还挺有火气儿!刚参加工作十来天,看到对行长的批评很尖锐,当时我很不理解,心里想:"这么高的领导,大家都说这么好、那么好,怎么意见提得这么凶?"我周围的老同志说:"你第一次参加,你不懂,革命队伍里就是这样。批评黄行长是为了帮助他,帮他改正缺点,把革命工作干得更好。"我才明白,并不是因为黄行长犯了什么错误,这是革命队伍里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生活活动。”


  另一件让赵海宽难忘的事,是边区法院对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行长和业务科长的公开审判。事情的经过是:后方机关在向山西转移中要过黄河,岸边人山人海都挤在一起,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也在其中,当时用骡子驮着钞票,以及黄金、白银和珠宝等发行货币用的保证金,在黄河边上装船。正准备开船往河对岸转移时,突然,不远的山头上打起枪来,有人喊:“胡宗南军队来了!”人们开始乱跑,情况非常紧张。这时,坐在船上的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的业务科长着急了,就问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行长,怎么办?行长也不知怎么办好。业务科长说:“要不丢到黄河里去吧?”行长说:“行!”于是绥德分行的干部就把钞票、黄金、白银、珠宝,一下子都丢到黄河里面去了。


  绥德分行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分行,库存的黄金、白银数量不少。刚把这些丢进黄河里不一会儿,岸上的人不跑了,又喊开了:“刚才是误会。”这下绥德分行的干部们就傻了,东西都丢了,那还了得?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晋绥总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很生气,这对边区财政的影响太大了。审判过程很简单,事实清楚、被审判的人也都认可,认罪态度很好。他们当时就是想“与其丢到黄河里头,也不让敌人拿走”,只是错误在于不够冷静,并且在运输中没有将黄金、白银等与钞票分开保管。最后判了业务科长四年、行长五年,坐禁闭。“到西安解放时他们就都被释放了。业务科长后来还是担任西安分行的业务科长,恢复原职了”。


  回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业,赵海宽说,那时有金融政策,但不系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工作,首先是稳定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支持工农兵发展经济。“当时我们的储蓄所还开展了储蓄存款业务,一般是机关、团体存款。当时贷款也很多,主要是农贷,还有商业贷款、运输贷款。还有手工业贷款,当时的延安火柴厂、烤烟厂都是银行发放贷款。唯独没有汇兑业务,已经有了现代银行的基本业务。”


  进城西安


  “接收国民党银行的过程很有意思,宣布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对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留下的五十多人说:"西安已经解放,你们我们都包下来了"。”


  1948年4月,延安收复。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安解放第三天,赵海宽随接收部队进入西安。这时陕甘宁边区银行已经改成人民军西北区行。西安解放第四天,人民军西北区行分出一部分人接收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接收国民党银行的过程很有意思。”赵海宽说:“包括行长、副行长和几个业务骨干,我们负责接收西安分行的一共七八个人,进到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副行长的办公室里开了个会。开会也很简单,宣布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同时,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留下的五十多人都坐在大营业厅里等着。我们开完会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就对他们宣布:"西安已经解放,你们我们都包下来了(当时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叫"包下来",每人每月五袋面,比我们的待遇高多了),全部成为人民银行的干部"。”


  “我和两个比我还年轻的同事的任务是接收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金库。”赵海宽回忆,这座金库非常坚固,金库的门据说是从德国进口的,非常先进,打开它一要有钥匙,二要对密码。听说钥匙留给一个叫王振北(音)的人,我们找来王振北后,他态度非常好,拿出钥匙,告诉我们密码,当时就把金库门打开了。打开一看,金库空空的,什么银元、钞票、珠宝啊,啥也没有了。


  两三天后我们就开门营业了,各岗位按部就班,正式运转起来。可以说,对国民党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整个接收过程很顺当。因为对传统银行业务我们也不熟悉,接收后我们拼命学习、熟悉业务。


  1952年,赵海宽由组织委派进入人民大学银行班专门学习金融工作。学习结束后,赵海宽一直在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做信贷工作,当了多年的信贷科长。后来赵海宽又被调到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总行,任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


  1970年,赵海宽作为中国驻外大使馆搞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批人员,被派到瑞士,学习研究瑞士的银行制度和西方经济理论。在瑞士的四年,赵海宽通过对西方经济理论、货币和银行制度的考察、学习,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基层银行多年的实际业务经验,在人民大学系统学习了计划经济理论,又接触了西方经济理论和银行制度,这些都为赵海宽在改革开放后收获金融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民银行转职


  “我第一次意识到,改革开放了,基层机构的干部也开始竞争了。”


  发端于1979年末的经济金融改革,核心是逐步发挥市场在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在银行之间,最开始的表现则是竞争的出现。


  赵海宽当时在体改办工作,出差到湖南岳阳。岳阳地区人民银行向他们告状:“岳阳地区农业银行所属的农村郊区信用社现在往城市挤:办公时间很长、顾客去了以后还给倒茶,把我们的业务都拉走了!这不合适呀,我们是有业务分工的,这不是要乱套吗?”


  此时,赵海宽意识到,改革的政策已经生效了。“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它体现出的意义很重大,我第一次意识到,改革开放了,基层机构的干部也开始竞争了。竞争在过去是资本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只有竞赛。”


  改革开放以后,银行机构逐渐增加,这就需要金融系统有个“头儿”。于是,人民银行应该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意见逐渐形成共识。


  “可是,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实际中行不通。”赵海宽说。因为当时人民银行经营着大量的银行业务,那时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还没有成立,其业务完全由人民银行经营。这使得人民银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处理事情没有威信,别人不服气。


  在此情况下,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专门成立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原来办理的城市银行业务统统分离出来,由工商银行办理。当时的提法是:人民银行是“银行”的“银行”。“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对于我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发挥了巨大作用,标志着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当时也有一些小的分歧,中央银行内部的一些同志不太习惯。”赵海宽作为系统内部人员,最多听到的抱怨是:“业务都分出去了,我们干什么啊?”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是宏观经济调控开始越来越有必要,这使货币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1993年,赵海宽作为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接受了一个任务:汇总对紧缩政策的意见。当时因通货膨胀,全国要实行“十六条”紧缩政策,为此到全国征求意见。赵海宽当时负责汇总各地的意见,他回忆说,当时沿海地区写报告给中央说:“我们对实行紧缩政策都是很拥护的,可我们项目的效益是很高的、全国性的,一实行紧缩政策,我们的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了,在效益方面造成的损失谁也承担不了!全国实行紧缩政策,可我们这儿要放松,不能紧缩。”西部地区也说:“中西部是老少边穷地区,我们经济发展得慢,全国的经济虽然过热了,我们这儿还过冷着呢!实行紧缩政策一刀切,沿海地区走得快,被切掉个尾巴,我们这儿就把脑袋给切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决心,决定必须实行宏观调控、总量控制,人民银行必须和地方脱离关系。自1998年底开始,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划在全国设置9大跨省市的分行?穴外加两个营业管理部?雪,彻底改变了我国几十年来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框架,这对减少行政干预、推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加强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显然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人民银行成立地区分行这个问题,赵海宽提到一件“趣事”:当时二十个省行都变成了中心支行,原来是厅局级,现在是副厅局级了。银行对此就有意见:“级别低了,银行的工作不好做了。”“有时开会都不叫银行去,因为银行是副厅局级干部,级别不够。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经过这二三十年,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不干涉银行了。”赵海宽说。


  理论的价值在于前瞻


  “教授和老同志们都听得目瞪口呆,整个会场也很震动,没想到他们会提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金融市场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啊。”


  赵海宽从事金融业理论研究的成果,在于他总能抓住或提出不少前瞻性的观点和对策,并被事实证明是正确合理的,从而为决策层所接受或采纳。对他来说,理论研究的意义,就是超前,而不能总是跟在实践之后。


  一是对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要求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需求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于是,在1994年我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标志着我国政策性银行体系基本框架的建立。


  早在1988年,赵海宽就提出了建立政策性银行的设想。当年他在《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中提出:“要把国家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设专办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使国家商业银行有可能真正按照企业化办法进行经营。”


  赵海宽说,建议成立政策性银行的原因是,几家大的专业银行要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就要实现企业化,要经济核算,但这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当时的人民银行实际经营两种业务,一是一般银行业务,二是政策性银行业务。政策性银行业务的最大特点是银行自身不能决定,完全由政府决定。贷款多少、贷款的方向、利率的高低都由政府决定。对于政策性业务,银行就不能核算利润。于是就发生了矛盾,又要给银行自主权,要求银行向商业化发展,要考核利润;同时又不准银行赚钱、考核成本。所以,必须把业务分开。


  “政策性银行成立以后,对我国几家大银行向商业银行发展、向实行股份制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赵海宽说。


  二是开放金融市场建议。


  1984年5月,中国金融学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金融理论界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全国各金融领域的“头儿”、行长、副行长、部分院校专门搞经济理论研究的教授都来参加,记者也很多。赵海宽是这次会议的秘书长,负责整个会议的操办。


  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对中国金融业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大会发言中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现已并入清华)的十几个学生联合发言——“发言形式很好,不是一个人讲,你讲一段,他讲一段,像说相声似的”——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议开放金融市场。这在当时是震动全球的一件大事。“教授和老同志们都听得目瞪口呆,整个会场也很震动,没想到他们会提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金融市场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啊。”赵海宽说。第二天,《参考消息》就登载了各国主要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尽管这次会议有许多重要人物到场,也有许多重要的发言和观点,甚至有许多领导人的讲话、致辞,但都没有这十几个年轻人的发言这样震动、新鲜、影响大。不久后,持赞同观点的赵海宽将这篇发言推荐给《经济研究》登载了,而撰写这篇发言的几个学生至今还活跃在中国银行金融业领域,他们包括:蔡重值、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


  三是股份制银行的发展思路。


  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601328,股吧)之后,又陆续成立了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1998年,中国投资银行并入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与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专业银行的垄断局面,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新格局,有利于营造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合作、功能互补、平等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


  关于银行实行股份制,一直是金融理论界讨论多年的事。早在1997年,赵海宽就写了《银行也可以考虑实现股份制》。当时有的国有企业已经实现股份制了,但银行没有。当时政府普遍观点认为,银行实行股份制是敏感问题,不能批。因为赵海宽有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他将文章送给时任行长戴相龙,戴相龙看过后说:“朱镕基同志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把它转给政策研究室吧。”而赵海宽认定银行实行股份制是发展方向,于是用化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当时提出银行实行股份制还是很有突破性的,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发言提出银行实行股份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慢慢地,对股份制的谈论越来越多了。到2003年,周小川当行长期间,正式提出可以实行股份制。”赵海宽说。


  四是坚定支持“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


  赵海宽是中国最早提出“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论题的研究者之一。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亚洲的信用提高得很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赵海宽分析,能产生世界货币的国家,一是经济实力雄厚,二是信用地位比较高,信用制度发展得好。于是他提出人民币也可以成为世界货币的观点。


  碍于半官半民的身份,赵海宽只是在政协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人民币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世界货币,引起了很大震动和争论。“不过,反对者也很多。”赵海宽说:“有人说,"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我看我的儿子是赶不上了,我的孙子也赶不上"。可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个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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